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紫砂壶历代款识辨识

存世的历代紫砂器,见诸实物的是明万历年间的紫砂名匠时大彬制紫砂壶。自时大彬始,至清、民国及当代的紫砂器,其印鉴款识的表现方法有两种:
1、胎体:刀刻、印章钤印; 2、彩釉:釉上彩。
明代流行刀刻款识,由于使用的刀具和刀法不同,出现了两种不同效果的款识:一种是等线体字,例如“玉香斋”三个字(见《龙语》),每个字的笔划粗细基本一致。
另一种是有书法韵味的楷书或行书体款识。例如福建省漳浦县盘陀乡出土的鼎足圆壶,壶底有“时大彬制”四个楷书字款。江苏省无锡县文管会收藏的三足圆壶,有“大彬”二字楷书款。这两个款识书法韵味浓,可以想见以刀刻出波折起伏的楷书效果。明代周高起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请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用毛笔把文字写在胎体上,再用竹刀依毛笔的提顿转折逐笔刻划出。时大彬后来熟至生巧,不再请人“落墨”,而是自己以刀为笔,由此,赋予款识个人独特风格,以至别人无法仿效,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时大彬作品的一个重要依据。时大彬的作法影响了他的弟子门生,所以李仲芳也自己动手,并且有时替时大彬刻款,但功力不逮,“手法自逊”。
明末清初,在印章款识出现后,仍有一部分人继续用刀刻划署款,同时并用钤印,如惠孟臣、陈鸣远。
陈鸣远是紫砂器刻划钤印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用刻划方式署款留名,也使用印章。刻划款主要用在紫砂器腹、底部,印章主要用于壶盖内、壶底等部位。印文主要内容有“陈鸣远制”、“陈”、“鸣远”、“鹤”、“隈”等。陈鸣远在刻款钤印方式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继承了明代壶艺家显示自信、追求典雅质朴的艺术风格,又开启了清代钤印留名,以印代刻,诗、书、画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以刀刻署款必须有书法基础或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刻款麻烦,速度慢,不适应商品生产的要求,因此它逐渐让位于印鉴。

紫砂壶在烧制过程中,制壶人在壶上镌刻或钤印的文字、符号、图案,我们称之为紫砂壶的印鉴款识,它便于鉴赏识别名人名作。

印模是艺人们按照既定文字与图案预先刻制的模具,以代替竹刀在紫砂器胎体上留下印鉴。印章可以不断地重复使用,适应了批量生产的需要,也避免了同一个艺人在不同环境下受各种因素影响,使刻划的款识产生异变,给后人鉴赏带来不尽的困扰。印章有两种:一是图案印章,一是文字章;还有图文相结合的印章。
印章款识的外型是多姿多彩的,有正方形、长方形、异形或称肖形等。
圆形章:许晋侯制水仙花壶,壶底钤有“许晋侯制”四字圆形章。
椭圆形章:余剑霞制井栏壶,“余”字是椭圆形章。黄玉麟制大提梁壶,壶盖内钤“玉麟”椭圆形章。
正方形章:徐飞龙制汉方壶,壶底钤“荆溪徐飞龙制”六字正方形印。
长方形章:清代末期仿时大彬壶,壶底钤“时大彬制”四字无边框楷书印。惠孟臣制壶有钤长方形印的,如“一杯中山小孟臣”,即是朱坭水平壶之壶底印,为长方形。
单边框:如“宜兴紫砂”、“荆溪杨记”等印为单边框。
双龙戏珠框:双龙造型为清代龙,印文为“豫丰”。
回云纹框:如印文为“荆溪紫砂”。
肖形印:如清末制作的铜提梁壶,盖为嵌盖的,盖上钤有葫芦形印章,印文“豫丰”。
这几种印形中以正方形印最常见,各种身份的人都用,明、清、民国、当代也常见用正方形印者。较少见的是肖形印,椭圆形多用在盖内或柄下。

紫砂壶的款识与其它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而独具特色。一把不具款识的壶,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价值不高;虽具款识,但款识不美,也会使人感到这把壶欠缺文化内涵。历代制壶高手陶艺名家对印钤款十分讲究,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艺术素养,就像绘画领域内的“画外功夫”一样,我们把它称为“壶外功夫”,是壶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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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紫砂壶款识的发展历程,它既与紫砂陶的演变紧密相连,又与当时的书法篆刻同步发展。大体经历了由毛笔题写、竹刀刻划到用印章钤印的工艺演变过程。

从传世的历代紫砂名壶看,见诸于实物的最早是明代万历年间时大彬所制的“时壶”。“供春壶”是没有款识的,钤有“供春”二字的壶,皆历代紫砂艺人所仿制。明代四名家董翰、赵梁、袁锡、时朋目前皆无实物资证。李茂林史载以原书号记自己的作品。

明代流行刀刻款识,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意思是说,时大彬请人用毛笔预先题写在紫砂胚体上,在紫砂壶将干未干时,自己用竹刀在胚体上依毛笔的提顿转折逐笔刻划。其后熟练,竟自行以刀代笔,不再请人落墨,赋予款识以个人风格,以致别人无法仿效,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时壶”的重要依据。从传世紫砂器上观察,明代紫砂艺人中除时大彬外,尚有李仲芳、徐友泉、陈信卿、沈子澈、项圣思等一批壶艺名家刻划署款。以刀刻署款必须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和较高的悟性,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当时宜兴紫砂艺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写不了字,只得请人落墨镌款,于是就有“工镌壶款”的专门人才,如明代的陈辰就是其中着名的一位,请他镌壶款的人很多。因此许多作品虽出自不同艺人之手,但所镌壶款均由一人为之,给历代鉴赏家们带来不少困扰。

明代紫砂壶刻款字体流行楷书,多为竹刀所刻。竹刀与金属刀刻款不同,易于鉴别。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高出平面,留有痕迹;金属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

大约到明末清初开始逐渐流行印章款,据考许晋候的《六角水仙花壶》壶底有“许晋候制”篆文圆印,乃是我们所见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较早实物,此壶现藏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不过这个时期的紫砂艺人刻款和印章还是并用的,如惠孟臣、陈鸣远制的壶,“孟臣壶”一般是在诗词或吉祥语章之下镌刻“惠孟臣”三字。陈鸣远可能是最早把书法篆刻艺术施展于壶上的第一人。他的印款浑朴苍劲,笔法绝类褚遂良,行书款识“鸣远”二字时人赞其有晋唐风格。“鸣壶”一般是刻款与钤印并用,且大多是放在一起,这一特征反映由刻款向钤印过渡时期的特点。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路子,在紫砂壶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曼生壶”因壶铭和篆刻而名扬四海。曼生壶的底印最常见的是“阿曼陀室”方形印,仅少数作品用“桑连理馆”印。像“阿曼陀室”已是专用于曼生壶的印号。

紫砂茗壶用印多为两方,一为底印,盖在壶底,多为四方形姓名章;一为盖印,用于盖内,多为体型小的名号印。有些茗壶,在壶的把脚下也用印,称为“脚印”。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号印,如“大清乾隆年制”一类印,还有用商号监制印的,如“吉德昌制”、“陈鼎和”等,此类印鉴民国时期颇多,这一时期款识多集中镌于盖上、盖内、壶底,成为当时流行趋势,用于壶盖上的印章款大多是这种商号款。在壶盖上镌款的茗壶一般都是普通茗壶,极少有精品佳作。

紫砂壶的印章款多数为阴刻,钤在壶上变成了阳文。但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果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露,只有用点力才可以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使是同一印章,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字根相同,字尖却是不尽相同的,这样也常给紫砂壶印鉴款识真伪的鉴定带来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