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牌文化”与收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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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网站注册,“符牌文化”与收藏研究2019年3月21日15:03:00130 浏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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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阳陵虎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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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带红沁“鱼符”

青年时泡在美院图书馆,翻到罗振玉编的《历代符牌图录》二卷一册,影印一大堆拓片,收录各式古代令牌、腰牌、虎符、鱼符、龟符合共计90多种。有的还拓正反面,共有一百十多面。当时我在做书法史研究,专注于碑志石刻拓墨大件,对这些小件的“符”和“牌”的形制和文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以为是罗王大师们做学问无聊了编着玩玩而已。

“符”的使用具有官方背景

符牌之初,可以追溯到夏商之际,当时还未有冶金术,以玉制的“牙璋”,在社会上起着后来“符节”的作用。但其时,也已经有以竹为体的竹符。金、玉、铜、竹、木;皆可为符,王上发布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王与将帅各执一半,合以验真伪。最早似乎应该是“玉符”,精圭和牙璋即是“符”的最早形态。其后则分为“铜符”与“竹符”。许慎《说文解字》释“符”字:“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汉人“符以代古之圭璋”。以竹代玉,故“符”字从“竹”。而从玉符到铜符一段历史,其实本来实物留存甚多,马衡也明确归“符”为历代铜器一类,但这一“金”而非竹的质地特征,却未在“符”的字形学上呈现出来。

秦阳陵虎符拓本

后来兴趣转向金石学。必读的第一部工具书,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着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其中在第三章[历代铜器]中列1「礼乐器」、2「度量衡」、3「钱币」、4「符玺」、5「服御器」、6「古兵」六大类。符牌属于第四类,而且是以符牌与玺印同列。共分为”符”、”牌”、”券”、”玺印”、”封泥”五类。这才知道,原来在马衡先生的心目中,符牌不仅仅是玩玩而已,它在马氏”金石学”的学科大盘子里,是有”户口”的,是金石之”金”的一个门类——当然它是小门类。

汉文帝二年,为汉立朝后首开造铜虎符竹使符。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记》:“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请注意它的不同称谓:铜的是“虎符”,虎主兵,故遇重大国政要调动军队则用之。而竹的是“使符”,使多政事,是官府差遣公事勾当,专用“使符”。上刻者为官员的姓名籍贯、任职衙门,官位品级;卸任后纳还,作废终止。也有不记姓名的“使符”,可以传递移承,在下一任上连续使用。

“符”的使用具有官方背景
后来兴趣转向金石学。必读的第一部工具书,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著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其中在第三章[历代铜器]中列1「礼乐器」、2「度量衡」、3「钱币」、4「符玺」、5「服御器」、6「古兵」六大类。符牌属于第四类,而且是以符牌与玺印同列。共分为“符”、“牌”、“券”、“玺印”、“封泥”五类。这才知道,原来在马衡先生的心目中,符牌不仅仅是玩玩而已,它在马氏“金石学”的学科大盘子里,是有“户口”的,是金石之“金”的一个门类当然它是小门类。
再后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学术兴趣广泛,对古钱币学很痴迷。战国秦汉贝布刀钱,唐宋通宝,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还买过一部丁福保编的《古钱大字典》,每天像读小说一样津津有味逐页读过去。又因陆维钊师命攻宋代书法史,想想钱币上的“大观通宝”乃是古钱之美的极品,但研究既多,毋赖我辈再叠床架屋。偶然发现南宋初高宗时曾发行过“钱牌”,不是币而且并无广泛流通性,但又有货币凭证功能,特定时代可代钱。于是查阅《宋史》《宋会要》尤其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写成《南宋临安府钱牌的缘起及其性质》论文。在钱币学领域,这样的选题当然不算主流而是边缘,但至少是带着问题,发人之所未发;在我的青年时代也算是一种学术上刨根问底的乐趣了。而这个“临安府钱牌”,即是我们希望讨论的古代符牌之“牌”。
符牌是一个统称。“符”的使用更具有官方尤其是军国背景。比如“虎符”就是调兵凭证,皇帝与领兵将帅各持一半,“合符以征信”,所以又叫“兵符”。而“合符”取证之行为,亦成为今天常用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根本由来。又以《史记》中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中,作为关键凭证信物的“符”,成就了信陵君令后世千秋传颂的一代功业。而“鱼符”“龟符”自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宰相大臣们出入宫禁的凭证。成为一种合法身份识别的标志。相比于“牌”,显然“符”更权威而庄重,两汉至唐以前多见。其后元明清则多见“令牌”“腰牌”,如明代锦衣卫六扇门东厂剑士刀客例佩“牌”以示身份;清代大内侍卫也皆有出入宫禁的“御牌”。这些场面,在今天的电影电视中都可以轻松看到。

再后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学术兴趣广泛,对古钱币学很痴迷。战国秦汉贝布刀钱,唐宋通宝,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还买过一部丁福保编的《古钱大字典》,每天像读小说一样津津有味逐页读过去。又因陆维钊师命攻宋代书法史,想想钱币上的”大观通宝”乃是古钱之美的极品,但研究既多,毋赖我辈再叠床架屋。偶然发现南宋初高宗时曾发行过”钱牌”,不是币而且并无广泛流通性,但又有货币凭证功能,特定时代可代钱。于是查阅《宋史》《宋会要》尤其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写成《南宋临安府钱牌的缘起及其性质》论文。在钱币学领域,这样的选题当然不算主流而是边缘,但至少是带着问题,发人之所未发;在我的青年时代也算是一种学术上刨根问底的乐趣了。而这个”临安府钱牌”,即是我们希望讨论的古代符牌之”牌”。

如果说“使符”兼有明身份、立事功的“用”途,那么隋唐后,开始出现“鱼符”,只标身份,不重功用。不同官职,“鱼符”的等级自然不同。古籍和唐代大碑上每有“佩鱼”云云,兹举两例为证。《新唐书车服志》:

罗振玉编《历代符牌图录》
罗振玉收藏之中,以秦虎符为最高:“秦甲兵虎符”历来被引为虎符的典型样本。其次则推“汉桂阳太守虎符”“汉常山太守虎符”,罗氏注明皆原藏于潍县陈介祺处。
《历代符牌图录》有罗振玉序,罗氏自言:“由秦逮金,得符五十有二;又辽金至明之铜牌,亦巡符、佩符类也,得墨本十有八,附益之皆取墨本精印,纤毫毕肖,可征信传后。至于考证,别为一录,嗣有所得,当再庚续。复论次前著得失,以示来者,考古之士,倘有取乎?”
最有趣者,为此序之落款,曰“宣统六年九月上虞罗振玉书”。本来“宣统”只历三年,辛亥革命起,王朝覆灭,进入民国。何来“宣统六年”之说?实在是因为清帝虽退位,但众多旧朝大臣尚书侍郎成为遗老,不认新朝,仍奉“宣统”为正朔以示忠于旧主。这样才有了一个奇怪的“宣统六年”,实应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罗氏才编成此书也。而更据史载,其书之出版也分历二期。[前编]于民国三年1914面世,[后编]则为民国五年1916年出版。
其实在罗氏之前,符牌已经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如清代瞿中溶有《古虎符考》一卷;翁大年有《古兵符考略》,但以罗振玉眼界之广、收罗之细,却都找不到瞿、翁原文,遂有罗雪堂感叹当依靠自家考证著论来立言。至于收录符牌图形成拓者,更是自宋即有,如宋人《续考古图》有收“汉济阴虎符”、“唐廉州鱼符”。明顾氏《印薮》卷首亦收“虎符”、吴氏树滋堂刊《秦汉印统》亦有收录。但都是在金石著录或印谱中中插入一二页而已,并非符牌专书。以此论之,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可推为是此中的开山之作。
马衡的“符玺”同节,是从对外社会功用出发,取“征信”之意。而罗振玉的“符牌”同列,是从对内的性质划一出发,先符后牌,重其自身的承传流变。至于钱币学介入,如南宋“临安府钱牌”,是极个别的案例。钱币之有贝货刀布到圜钱,是一个大趋势。“钱牌”之出,其实和宋代交子会子的纸币出现一样,皆是为临时权宜而设。若论其通用性,是无法攀援于上古到中古、近古的“兵符”“令牌”的。

符牌是一个统称。”符”的使用更具有官方尤其是军国背景。比如”虎符”就是调兵凭证,皇帝与领兵将帅各持一半,”合符以征信”,所以又叫”兵符”。而”合符”取证之行为,亦成为今天常用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根本由来。又以《史记》中着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中,作为关键凭证信物的”符”,成就了信陵君令后世千秋传颂的一代功业。而”鱼符””龟符”自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宰相大臣们出入宫禁的凭证。成为一种合法身份识别的标志。相比于”牌”,显然”符”更权威而庄重,两汉至唐以前多见。其后元明清则多见”令牌””腰牌”,如明代锦衣卫六扇门东厂剑士刀客例佩”牌”以示身份;清代大内侍卫也皆有出入宫禁的”御牌”。这些场面,在今天的电影电视中都可以轻松看到。

开元初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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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编《历代符牌图录》

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

罗振玉收藏之中,以秦虎符为最高:”秦甲兵虎符”历来被引为虎符的典型样本。其次则推”汉桂阳太守虎符””汉常山太守虎符”,罗氏注明皆原藏于潍县陈介祺处。

更有《续资治通鉴宋仁宗皇祐三年》记:“中书堂后宫自今毋得佩鱼,若士人选授至提点五房者,许之。”这就是说,佩鱼袋是一种等级资格,也有禁例,在重文轻武的北宋时代,只有“士人选授”才有这样的待遇;非科班出身,非士子,非选授则不准为之。

《历代符牌图录》有罗振玉序,罗氏自言:”由秦逮金,得符五十有二;又辽金至明之铜牌,亦巡符、佩符类也,得墨本十有八,附益之……皆取墨本精印,纤毫毕肖,可征信传后。至于考证,别为一录,嗣有所得,当再庚续。复论次前着得失,以示来者,考古之士,倘有取乎?”

至于其中等级,则三品以上佩金鱼袋,五品以上佩银鱼袋。“附身鱼符者,明贵贱,应召命”。

最有趣者,为此序之落款,曰”宣统六年九月上虞罗振玉书”。本来”宣统”只历三年,辛亥革命起,王朝覆灭,进入民国。何来”宣统六年”之说?实在是因为清帝虽退位,但众多旧朝大臣尚书侍郎成为遗老,不认新朝,仍奉”宣统”为正朔以示忠于旧主。这样才有了一个奇怪的”宣统六年”,实应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罗氏才编成此书也。而更据史载,其书之出版也分历二期。[前编]于民国三年1914面世,[后编]则为民国五年1916年出版。

由虎符而变为鱼符,始于唐高祖时。《旧唐书高祖纪武德元年》:“九月癸丑,改银菟符为铜鱼符”。又《舆服志》有更早的记载:“初,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这样,从“虎符”到“银菟符”、“竹使符”再到“铜鱼符”,经过我们梳理,可以说是经历了第一轮明显的符牌文化的历史转换。

其实在罗氏之前,符牌已经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如清代瞿中溶有《古虎符考》一卷;翁大年有《古兵符考略》,但以罗振玉眼界之广、收罗之细,却都找不到瞿、翁原文,遂有罗雪堂感叹当依靠自家考证着论来立言。至于收录符牌图形成拓者,更是自宋即有,如宋人《续考古图》有收”汉济阴虎符”、”唐廉州鱼符”。明顾氏《印薮》卷首亦收”虎符”、吴氏树滋堂刊《秦汉印统》亦有收录。但都是在金石着录或印谱中中插入一二页而已,并非符牌专书。以此论之,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可推为是此中的开山之作。

临安府钱牌

马衡的”符玺”同节,是从对外社会功用出发,取”征信”之意。而罗振玉的”符牌”同列,是从对内的性质划一出发,先符后牌,重其自身的承传流变。至于钱币学介入,如南宋”临安府钱牌”,是极个别的案例。钱币之有贝货刀布到圜钱,是一个大趋势。”钱牌”之出,其实和宋代交子会子的纸币出现一样,皆是为临时权宜而设。若论其通用性,是无法攀援于上古到中古、近古的”兵符””令牌”的。

大面积的百官群体朝堂班列上佩鱼起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之后,“鱼符”的传世数量应该远超于“虎符”。而在唐代末期,佩鱼、金银鱼袋的做法,开始转换成“牌”的形制。《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符劵》条有记载:“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定官品身份则为鱼符,而差遣公干则以银牌,虽当时“后罢之”;但到了宋明,则“牌”反成常态获大用于时,而“鱼符”则销声匿迹了。

明代以后,官宦大僚仍然出入佩鱼,铜鱼符、铜牌既沉重,木竹之符牌又简易粗疏,于是开始盛行“牙牌”。洪武十一年开始由朝廷定制“牙牌”,上刻持牌人姓名、官职、籍贯,资历;并且从官僚扩展为士绅。“牙牌”上的文字,除姓名官职之外,还有发牌年代、编号、甚至相貌。各级官员佩此,几如现时之身份证。我们可以把从唐佩鱼到发遣使银牌再到宋代符牌文化如临安府钱牌再到明洪武时期的“牙牌”现象,看作是第二轮符牌文化的历史转换。

“符牌”与“现代金石学”

符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在于它是一种身份等级、使命差遣、职司名项的标识。它的主要作用是证真防伪。过去清代金石学家,本来是从玩古董的立场出发看符牌,所以在各自著作中会涉及一二。直到罗振玉的《历代符牌图录》出,收录近百历史文物资料,才算是真正把它划出来,既构成了一个金石学历史学的科目;又使历来流传有绪的古符牌传令者,成为文物收藏界的一个“新贵”、成为考史证伪的重要可靠的依据。马衡更是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单列“符玺”一目,把符牌与玺印合称,如果究其深意,实在是因为这二者都是取信的出发点:符牌是存职司之信,玺印是表个人之信。故两者洵为近亲耳。

马衡先生是现代金石学的学科奠基者,因为他有著作传世。罗振玉虽不能称是“现代金石学”,但在传统金石学格局中,他是卓然大家,无人可以比肩。当然,以传统方法去研究金石学,证伪订史,考碣求石,议论周秦两汉金石彝器碑志,本来是罗振玉的拿手好戏,驾轻就熟,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忽然冒出这样一册《历代符牌图录》,在传统金石学中肯定既不是主流也不受关注。但有心蒐集,竟辟新域;则在罗氏“传统金石学”格局中,却屡见“现代”之意矣。有如马衡创“现代金石学”却不去多涉人人关心的重鼎大器丰碑巨额,反而对[金]之度、量、衡;[石]之“石经”序列,全力投入研究,成果斐然,其间反映出的,正是现代学术的最根本的素质:是尽量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强烈鲜明的“问题”意识。

指明罗氏《历代符牌图录》的实例,和马氏《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符玺”一节的学科定位,可誉为我们今天研究“符牌”文化的指路明灯,这样的高定位,自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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