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51888养“书”千日 古籍保护硕果累累 抢救势在必行

澳门新葡亰51888 1

约1500万册古籍严重老化

澳门新葡亰51888 1

澳门新葡亰51888,近日,西安碑林博物馆与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签订协议书,接收了古籍保护中心所分配的用于古籍普查工作的书影翻拍架。该书影翻拍架将用于碑林博物馆即将启动的古籍普查工作中古籍书影的专业拍摄。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中专院校的图书馆共收藏古籍4000余万册,由于历经岁月的侵蚀,其中1/3损毁和自然老化非常严重,亟待保护。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例,约有150万册珍贵古籍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仅善本古籍中,轻度破损的就有13万册,中度破损的有26万册,重度破损的有12万册。地方基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由于存藏条件简陋,破损的程度和速度则更为严重。我国的古籍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北京民众在去年6月“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观看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库全书。

西安碑林博物馆现藏有线装书4199种,47430册,已有12种古籍被列入全国珍贵古籍名录。为了改善古籍存藏环境,该馆已经建成了设施先进的线装书库。线装书库位于新石刻馆二层北侧,书库面积约150平方米,存藏体积近200立方米。书库柜架为手动式铁皮密集柜,柜内铺设樟木板,并配备了恒温恒湿空调机。实现了防霉、防蛀、防尘、防光、防鼠、防盗、防火、防燥、防潮等功能,基本上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使作为不可再生文化遗产的线装古籍有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存藏环境。

我国的古籍保护可分为原本保护和再生保护。原本保护主要是对古籍原本进行妥善保存和修复;再生保护是对古籍进行影英数字化或整理出版,即对古籍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转移性保存和再揭示。

我国现存多少古籍?人们谓之“浩如烟海”,具体数目无人知晓。

近年来,我国启动了古籍普查工程,目的是要准确掌握中国古籍的数量、价值和保存状况,出版古籍名录,培养专业修复人才,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碑林博物馆曾先后4次派员参加省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古籍普查培训,掌握了古籍普查工作的要领及方法。目前,碑林博物馆线装书库各种设施已经配备齐全,即将开始进行古籍整理上架,为将要启动的古籍普查工作奠定基础。

在原本保护方面,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工作,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命名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截至2010年12月,全国共有9859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150家图书管理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07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古籍普查工作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的主持下展开。

在再生保护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6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出版各类古籍图书2万余种,是我国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1/5。同时,各类古籍的数字化工程和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也已相继实施。

3年过去,历时17年编纂的《中华古籍总目》将于年内问世,我们终于可以从中一探究竟。

民间资金应投入古籍保护

抢救古籍势在必行

陕西省拥有丰富的古籍资源。据初步调查,陕西省现存古籍达5万余种、160余万册,这些古籍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全国估计3000万册古籍,约1000万册不同程度破损。”3年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曾提到这样一组数字。

陕西省存藏古籍也存在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如古籍的存放条件不够完善,保护经费不够充足,古籍自然老化严重,古籍文物保护被边缘化等。对此,陕西省于1983年成立了古籍整理专门机构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并赋予其组织、指导、协调、规划全省古籍整理工作的职能。进入21世纪后,陕西省又成立了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陕西省古籍整理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全省的古籍保护整理出版工作呈现出稳步有序、扎实推进的新的发展势头。

但当时我国古籍专业修复人才不到百人,且大多年过半百,基本靠“师徒相承、口手相授”来传承技艺,仅在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设有全国唯一的古籍修复专业。

2008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方政府积极做好古籍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在财政经费逐年增长的同时,陕西使动员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投入到古籍保护中来。截至2011年3月,陕西省24家单位的149部古籍入讯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陕西省图书馆等5家单位成为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天灾人祸、虫鼠危害、自然老化、使用不当等原因都会导致古籍损毁,尤其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所导致的酸化问题,对古籍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或许这些珍贵的财富会永久消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说。

为使古籍保护得到法律的支持,陕西使将出台《陕西古籍保护条例》。该条例将进一步明确古籍保护的意义、方针和细则,建立古籍管理保护责任制。该条例将与《陕西古籍总目》等项目实施相配合,要求各古籍存藏单位制订具体的保护办法;对所藏古籍进行清理分类,登记造册,并逐步建立全省古籍目录计算机联网制度。

陈红彦还说:“我国流散在海外的古籍数量也不在少数,珍贵的如《永乐大典》;国外收藏的汉文古籍有些国内已经不存。”

建立专门的古籍博物馆

李致忠曾做过一个“古籍如兵”的比喻:“养‘书’千日,用‘书’一时。国家不知道哪一天需要用书,因此古籍保护需要用千日去养。”

陕西省存藏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存好的古籍,主要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扫描、数字存储、缩微胶卷、影印等方式传承,如影印的《大明一统志》、《宗镜录》等;第二类是供科研、教学用的古籍,主要是做好标点、断句、校勘、注释及研究工作,并予以出版,如稿本《张澍遗著》、孤本《史拾》校注及《小尔雅汇校集释》等;第三类是直接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古籍,主要是进行详细的校勘注释,有的还要进行白话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陕西省先后整理、出版了《全唐文补遗》、《长安史志丛刊》、《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等1000余种图书。

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拉开帷幕,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作为业务指导中心,组织各藏书单位进行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等一系列工作。短短3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多年来,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为陕西省的古籍保护工作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不过,陕西省古籍管理保护的专业人才仍然缺乏。

古籍保护硕果累累

根据文化部2006年颁布实施的《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古籍书库应单独设置,并自成一区;有独立的恒温、恒湿中央空调系统,以保证古籍书库的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设置防火、防水、防盗自动报警和气体灭火装置、电视监控装置等。显然,这些条件和标准在基层图书馆、博物馆尚难实现。因此,专家建议,在陕西省建立专门的古籍博物馆。通过设立符合国家标准的古籍博物馆,将一些不具备存藏条件单位的古籍,统归博物馆进行统一保管保护;对一些民间存藏的古籍,可采取古籍寄存制度,所有权不变更,也进行集中保管,这样可使不能再生的有限古籍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司马光手稿本《资治通鉴》、明代嘉靖年间的广舆图初刻本……第三届国家珍贵古籍展让参观者目不暇接,“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能把它们保存得这么好,真是太难得了!”

“古籍的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陈红彦介绍。

原生性保护主要是改善藏书环境,或者进行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全国古籍保护计划开展3年来,确立了150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通过建设标准化古籍书库,减少古籍的自然和人为损毁;经过3次古籍评审定级工作,9859部珍品善本分3批载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被重点保护;文化部还确立了12家国家级修复中心,承担珍贵古籍修复和修复人员培训的工作。

“藏书目的是为了用,藏而不用,就失去了藏的意义。”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利用影印、微缩复制、出版、数字化等方式进行的再生性保护很好地解决了古籍的“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再生性保护的范例,它对758部唐宋金元时期的珍贵古籍进行原样影印复制,一方面使之化身千百,安全传承,另一方面,大大减少对原件的提用,间接保护了古籍。”陈红彦介绍道。

今年2月,我国又启动了海外古籍回归工程,数字化是回归的主要方式。陈红彦说:“我们和国外一些中国古籍藏量较大的单位已经逐步达成意向,将所藏古籍书目数据公布,将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到中国,提供给最大数量的母语研究人员使用。”

现在,国家图书馆与国外相关机构联合建设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文古籍全文影像资料库”和“中华善本古籍国际联合书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汉文古籍目”已经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向海内外读者免费开放。

古籍保护将继续推进

虽然“总体的推进还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陈红彦认为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仍很多,“目前存在人员数量和素质的不足、各地工作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地区经费支持的不足、工作多人员少的问题,特别是缺少古籍保护的认识”。

在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上,除了开展在职培训外,全国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联合培养正规学历教育的古籍保护、古籍鉴定整理研究的专业人才,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古籍修复人员文献修复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也已开始实施,古籍修复人员培养和古籍修复工作将日益科学化、规范化。

“古籍保护的投入逐年在增加,古籍保护保存环境在不断改善。”陈红彦介绍,在古籍普查、修复、重点名录和重点单位的申报等工作上,国家财政都给予了资金支持。2010年,仅在资助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国家就投入了1803万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地收藏单位举办了“中华珍贵古籍特展”等一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社会对于古籍保护的意识和热情正在增强。古籍保护,已经从专业人士的特殊工作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正如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所说:“中华古籍保护不是简单的保存和利用问题,而是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