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51888匡时2015春拍 :明代的鸿雁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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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札又称尺牍,即古人的书信。牍是古代书写用的木简,通常长一尺左右,故称尺牍。在古代,书信又有各种不同称谓。如写于竹上者称“简”,写于布帛上者称“帖”,写于木版上者称“札”等,因而有尺牍、书札、书帖等不同称谓。又因汉以后书信多装入封套(函)中,故又有函札之称。
书札在古代,是沟通联系的最重要方式,同时代表了写信人的形象、学问、态度等。因此古人作书信,均以慎重态度视之。在晋唐时代,书信甚至是书法家们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我们今天看二王父子、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家所留下的拓本、墨迹,都是他们当时往来的信札。当时的信札后人尊称为“帖”,如乾隆“三希堂”中的“三希”都是晋人的法帖,可见在古代,收藏古人书法、信札是最可宝贵的一项。
在唐宋时期,书札多是随意书于各种纸上,并没有所谓的信笺这一特殊纸张的。现今所见的唐宋书札,大小都不相等,也没有行格、印花之类的装饰。唐代有传说中的“薛涛笺”,但未见有实物传世。宋人有所谓金漆版等名目的信笺,也未见原件。
明代信札,在今天还偶可见到在藏家手中流通。而宋元人的信札,则早已进入各大博物馆中成为一级品,即使以我国省级博物馆而论,藏有宋元人尺牍的也是少数。
明代初年,信札的形式仍与宋元无大差别,特点多表现为:
上款:上款即收信者称谓,明初人通常将收信者名讳书于信末,往往高一字或平行,并且通常是在“某某(自称)顿首拜上”字之后再另起一行写上款,以示尊敬。
下款:下款即写信人名,明初信札比较多见的是双下款,即写信人名出现两次,一次是在信的开头写上“某某顿首或拜具”等,最后在信的正文之后再书“某某再拜”或“某某顿首”字样,本来“顿首再拜”字样应出现于双下款的信,因为开头已“顿首”,信末才“再拜”,但演化到后来即使单下款的信也写“再拜”,这是后话了。
明初的这种双下款的写法实际上是宋以来信札的一种延续。明初的信笺,多为素纸,间或有大片洒金的,金片较为稀薄,洒金纸质无清代金笺那种厚粉质感。
明代中晚期的信札,其特点又有所不同。
从明中晚期开始,特制信笺成为一种时尚,尤以明晚期为甚。这部分信笺特色将在下文说明。
上款:明代中后期信札上款绝大部分放于信末,以示尊重,除非是下级致送上级,或晚生拜会高官的信才郑重地将收信人上款放于前面。这种上款放于前的信一定是较尊敬的长辈而不会是友朋。
此外在称谓上也可见到明末信札的特色,如“某老年长”、“某某社兄”、“某某尊丈”等,都显出明末的惯常称谓。
下款:明中后期信札多数只是单款,通常置于信末,放在收信人上款之前。通常的写法是“某某顿首拜上”等字样。此时期一个有趣的特色是,写信人爱在下款的签名之上钤盖自己的名印,并且多是盖于名字而非姓氏之上,这是当时一种流行的风气,到清代仍偶有余绪,但不如明中晚期普遍。
左素等字样:在明中晚期信札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写完上下款、日期等内容后,大部分的写信人在信的左下角会写上“冲”、“左冲”、“左素”、“余素”等字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是古人在通信隐私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所想出来的一种保护措施。古人写书全部是从右方写至左方,写完之后再写上“左冲”,也就是说信的内容到此为止,左方是空白的,“冲”与“玉”、“素”等字即空白之意,这样可防止信札在投送过程中被人拆开后,私自在上面添加内容而引致其他后果。在明人的笔记中,我们常常读到某人的信函被东西厂、锦衣卫等拆阅而招祸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写信人要写明左侧空白的缘故,类似的字样包括“左玉”“余玉”、“余白”等,但以单书一“冲”字最为多见。明人的信札,与清人的面貌最大不同之处,是明代人写信的行间、布局比较疏朗,字体也较为奔放、随意,清人的信札多数显得拥挤、严谨,我们常说明人写信的“气度”即指此而言。
清初的函札,在今天也颇为稀见。从格式上来看,与明末的差别尚不大。主要区别在:
左冲之类的用法少见:清初的信札甚少再用“左冲”之类表示完结的标志。
钤印的风气有所减少:清初信札很少在名字上钤印,偶有用印的,多钤在左下角或信的正文最后。
不具名信函:所谓不具名信札,也是明末至清初所流行的风气,即为了保障写信者的隐私及防止有人拆阅告密,写信人不在信中具署自己的姓名,而用“名正肃”或“知名不具”等语代替签名。“名正肃”或“名正泐”都是指代替签名之意。“知名不具”者,是因为收信人已很熟悉写信者的笔迹等,所以不需署名即知何人。这种风气大约延续到清初康熙年间才渐渐消退,遇到这种函札,需花一番工夫考证书者为谁。
清代乾隆之后,信札的形式又发生重大的变化,体现在:
上款位置转移:自宋以来信札都流行将收信人上款放在信末“某某顿首”之后。清中晚期的习惯则将上款放在信的开头部分。称谓上也有所不同,明及清初惯用的是年丈、年台、世丈、宗台、父台、社兄、社盟等。清中晚期最流行的称谓有大人、先生、执事、仁兄等,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大人”,这是乾隆期以后所流行的一种称谓,既可用于尊长(如老大人、督宪大人)也可用于晚辈(世大人,即世侄)等。
客套语及赘语增多:明人信札往往开篇即入主题,所以书法也流利生动,有较高艺术性。清代乾隆以后,信札的文字日趋繁复,在正文之前,往往加上数十字不等的祝颂语及表示倾慕、尊敬的语句,表现在官员之间往来文札上及友朋之间书信上都是如此,甚至一些专门教人写这类信札的书籍也有保留至今的,可以看到其上所列举的祝颂语冗长且繁琐。这种风气与当时科举制文风有很大关系,也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末社会风气的衰退。有的上下级之间的致函甚至无法通读其中的真正内容,无怪乎民间流传有“博士卖驴”的笑话。
代笔的信札增多:一般而言,信札是出自写信人亲笔才具有价值,如果是代笔的则要打折扣。明人信札,除公牍外,极少见有代笔的。清中期之前也是这样。但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师爷、幕客一类吏的数目的增加,代为捉刀写信者也多起来。
常见的清末代笔信,大部分是官员之间的往来信函,既有公牍,也有私信。这些代笔信的特色,多由师爷或幕僚以端正的楷书写成,且客套话特别多。如果出自写信者亲笔,则多是较随意的行书字体。
这些代笔信多出于清末一些重要官员幕下,如李鸿章、彭玉麟、胡林翼等,他们每日要处理的信函数量颇巨,因此信札常由他人代笔。但也有些高官仍坚持自己写信的,如曾国藩、翁同和、张之洞等,信札多不肯由人代笔,可见他们做事的严谨。如本书收录张之洞致文廷式札中有句云:“此时必不能作书(文氏在病中),可令亲信人执笔。”大概文廷式也少有让人代书的习惯。
花笺品种增加:清末信札最可人之处,是信笺的色彩性及艺术性都大大丰富了。各色的水印木刻花笺充斥市肆,使一般读书人的信也以各色笺纸书写,各种花纹、书画图案使信札平添了几分艺术性。
清末信札的特色,是气度比较狭窄、拥挤、趋于程式化,与明末清初的疏朗自如大异其趣。
进入民国时期,书札仍然活跃于文化人之间,不过从形式上看则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在信札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新式标点,打破了过往信札无句读的千年规矩。
民国期间的信札格式比清末要灵活得多,解除了帝制的束缚后,许多等级制度都不复存在,因而冗长的客套话、祝颂语也都废弃了。过往严格规定的“抬头”(即称呼帝王或上官时需另起一行高一字)也成为陈规。
民国时期的信札显得活跃、多变,可以说是我国书札历史上最后一个黄金时期。随着通信方式及科技的改变,书札不可避免地式微,在民国时期已由电报、电话取代了大量的书信,所以在今天,一些民国时期名人的书札(尤其是文化名人)亦因为稀少价值反而在清初信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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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教授曾在《明代名贤尺牍集序》中说明朝人写信的频繁程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明朝人有些短信,虽寥寥数语,但礼数齐全。在他们的案子上,放着信札、毛笔、砚台,随时可以拿起笔来,写上几行。同城之内,请家仆送信(送信人被称为使、力、或价),收信人有时当即回信,托送信人带回。这样的往返,有时一天可以多达数次。明代书札写作数量虽多,但历经易代与战火,已去其大半,时至今日,多保存在公藏机构。这其中包括2001年出版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里面收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书札733通,名刺190通,作者352人;2002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书内收录上海图书馆珍藏明代尺牍凡586通,作者340人;公藏情况据此可见一斑。

《时贤尺牍》为民初南通金石书画会会长俞吟秋集藏。著名金石篆刻家王福厂题签,张大千等名家题词,集当时海上名人百家手迹(共分上下两集)。

此次北京匡时2015年春拍古代书画专场明人书札专题汇集有明代沈度、李廷相、祝允明、文嘉、王穀祥、周天球、张凤翼、王守、袁袠、皇甫汸、钱同爱、顾麟、黄琳、黄姬水、丰坊、申时行、邹元标、董其昌、陈继儒、宋珏、顾杲、李流芳、范允临、周茂兰等二十多位艺坛雅士书札,其中王守、袁袠、皇甫汸、钱同爱等人书札颇不易见,祝允明书札上款为其岳父李应桢,彭年书札上款为南京刑部郎中华云,既具文献价值,又兼有书法之美,为不可多得的一批明代书札。

海上三吴一冯中著名画家冯超然的信札。虽八行素笺,却满纸生花妙笔,虽讲索还画作事,却有礼有节,君子之风,可见一斑。

祝允明(1460-1527) 楷书致李应桢书札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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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51888,纸本册页25.528cm2

杨逸来函核实张謇中进士年庚事,用的是一帧弘一法师自制的双钩南无阿弥陀佛文字花笺。杨逸(1864-1929年)字东山,号鲁石,晚号无间、无闷。上海人,光绪二十九年举人,工诗,善书画,为清末民初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撰有《海上墨林》,从此不仅可以看到杨逸流丽的小行书以及撰稿者负责任的著作态度,还从中欣赏到弘一法师制作的典雅的释界花笺。

RMB: 800,000-1,000,000

这是扬州刘逸园自制的逸园书画笺。与他人有区别的是,此乃画家作品润格广告笺,既作信笺也作广告,一举两得。可惜今天已名不见经传。

备注:项元汴、华夏、周在浚、钱镜塘、倪禹功递藏。周在浚,字雪客,号梨庄,一号苍谷,又号耐龛,河南开封人。周亮工之子。工诗,家富藏书。

吴徵寄画作时所附便简,用上海戏鸿堂制笺。其书法老辣似张瑞图,率意而不乏自信。

祝允明善草书,亦精于小楷,曾学书于外祖父徐有贞、岳父李应桢等,此札上款即李应桢,殊为难能可贵。祝允明在札中向李应桢详报家人平安:知先生一路康顺,极用欣慰,宅中自丈母老妳以下俱安,请宽尊念。之后又提到李应桢信中交待事宜:先生后信切训及之为美其它门户墙壁书籍之类,允明一一教相与料理,府中文书取下已久,缘无的当人,不得齎上,今有福建朱员外之便,谨此附去。信的最后对李应桢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切,希望他善加调养,至祷至祷。此札在明清历经名家递藏,民国归钱镜塘箧中,钱氏曾集毕生精力收集明人手札,此札钤有海昌钱镜塘收藏明贤赤牍记,可见其宝爱之心。

吴昌硕嫡传弟子赵云壑的信札。从中可知道其枇杷图时价十五元,其女儿牡丹图价八元,而给佣金皆一至两折。

周天球、彭年 行书书札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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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本镜心 尺寸不一

该札为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费师洪托俞吟秋购李方膺画作事。时李方膺满纸题字的八尺屏老梅,索价仅四十元,后悔当时未买下,让俞会长再去斡旋。也真是的,当时赵子云的枇杷图还要价十五元,这性价比怎么说呢?历代都有老画卖不过新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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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当人们读到唐人钱珝这句诗时,自然联想到儿女情长、鸿雁传书之类的浪漫情怀。然而书札的内容何止如此,它包罗万象,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单就书法而言,传统法书名帖基本都是前人的信札,如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中秋帖》,无一不是国宝级的文物。

备注:彭年书札为华云上款。华云(1488-1560),字从龙,号补庵,斋号绿筠窝、剑光阁,江苏无锡人。与文徵明、王宠友善。少师事邵宝,又出王守仁门。明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户部主事,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性豪爽,喜接引人才,严嵩用事,遂乞致仕归。筑真休园,藏法书名画甚富。工文辞,著有《勾吴集》。

书札别称很多。最早叫尺牍、笺简,后来就有书素、书翰、书辞、笺书、笺札、简帖、尺纸、信札等等,名人信札显得弥足珍贵。

彭年书札首云秋卿补庵道丈,补庵为华云之号,秋卿典出《周礼》,秋官司寇掌刑狱,后世因称刑部长官为秋卿,因此彭年此札应写在华云任南京刑部郎中之后。此札中彭年提到豚儿赖庇,幸免戎籍,非衔结无可为报,乃辱币贶为贺,何以克当。可知是华云为彭年之子免除军籍,彭年无以为报,惟写信深致谢忱,并尽绵薄之力为华家书写《上梁文》。据彭年《隆池山樵诗集》载,到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华云七十,彭年又特进《分题芙蓉山寿补庵丈七十》一首祝寿。

信札在版本学中归稿本,有其唯一性。书信一般只针对收信者或周围微量人群。书信往往更能显露写信人的真情实感,说的是实话,所记录的历史细节也更接近真相,可作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参考史料,允为信史。正因为如此,当代名人信札一旦公开,那些臧否人物、批评当局的言论可能会招来麻烦。所以,当代名人信札撤拍的原因,还不仅仅是著作权的问题。假如数十年后,所有当事人皆辞世,公开上拍肯定没事。

读原始信札远比读回忆录与自传靠谱,更不用说他人所作的传记。因为所有史家都重视第一手原始史料。这就是信札的文献价值,如果作者系书画家,其书法还具有艺术价值。信札由于幅面狭小而易于保存和流传,而同时代其他大的纸质品就没有这么幸运。小有小的好处,不但精致且利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