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心中的“萌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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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汉画像石上的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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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谈瀛洲,烟波浩渺迹难寻,秦始皇帝所追寻的仙山,缥缈难寻,而紧随其后的汉魏人们却丝毫未减神往,除了问道求仙,日服丹药外,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都流露着人们追求长生、渴望成仙的心理,当时的鎏金铜镜便是这一时代思想最集中的物质载体之一。

吉祥物又叫萌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在这种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吉避邪的本能的观念,以及美的享受。传统的宠物是指养着用于玩赏、做伴的动物,也指特别偏爱的东西。萌宠就是指通过艺术加工从而带有“萌”性特质的宠物。

图2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代器物装饰的一种特种工艺,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而金则附着于器表不脱落。安徽寿县博物馆的一件汉代鎏金铜舟上有铭文黄白涂舟涂工歆[1],1972年河北邯郸出土的鎏金铜酒樽承盘铭文为建武二十一年金银涂工章。黄白涂金银涂等表明汉代对于鎏金银工艺的称谓,鎏金铜器发展到汉代已呈数量多、种类广的趋势,不仅局部鎏金,还多见整体鎏金。陈直先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关于金矿一章中便指出现在汉宫遗址所发现的宫禁服用器物,无不塗金,满城汉墓所出铜壶、盆、勺、炉等颇多鎏金之器,乃至铜剑也存在刃部鎏金的情况[2]。可见鎏金工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延伸,至汉代已较发达。而相较于鎏金铜器,鎏金铜镜的发现显得数量极少。汉魏时期经科学发掘和馆藏且见于发表的鎏金铜镜则不过十几面,这十几面铜镜按照纹饰布局大致可以集中为两大类:

图2 汉画像石上的羊

图3

一、博局纹镜

图3 汉画像石上的虎

图4

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1952年长沙伍家岭M211出土。镜背部纹饰鎏金,圆钮,柿蒂纹钮座,外围双线方框。方框外饰博局纹,博局纹间有一带四乳的圆圈纹和主纹鸟兽纹。主纹饰带与铭文带间有一周短斜线纹,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囊)元吉,有纪刚(纲)。素窄缘略高,直径18.6厘米(见图1)。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M211报告中定的时代为西汉后期,根据铜镜的风格有可能到新莽时期[3]。

图4 汉画像石上蹲坐的熊

图5

1954年长沙黑门槽2号墓出土东汉鎏金博局纹镜[4]。

图5 汉画像石上的猿猴

据考古可知,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出土于齐家文化时期的墓葬中,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齐家文化、商周铜镜为代表的初始期,以春秋战国铜镜为代表的流行期,以汉代铜镜为代表的鼎盛期,以三国、晋、魏、南北朝铜镜为代表的中衰期,以隋唐铜镜为代表的繁荣期和以五代、十国、宋、金、元铜镜为代表的衰落期六个阶段。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长沙黑门槽M2出土,圆形,圆钮,多乳座,座外两个大小相套的方框,框外为博局纹,八乳四神纹,一周短斜线纹和锯齿纹间有一圈铭文带,内圈铭文:湅石华兮之菁,见上下知人,清心志得乐长生,内天光明而清,外圈长宜子孙。镜缘最外为素平缘。直径20.7厘米。图录定为东汉时期。同墓还出土一贴金规矩镜。

图6 汉画像石上的鸮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强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昌盛,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铜镜制造工艺也相应地有了新的进步。中国铜镜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汉代铜镜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所承载的人文内涵,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就滕州市博物馆新入藏的几面铜镜简作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出土鎏金博局纹镜的还有:

图7 汉代博局镜上的凤鸟

战国龙纹镜(图1):直径15.8厘米。圆形,弦纹钮。其外凹面圈带环绕一周,主体纹饰被花叶纹分为四区,每区饰回首反顾的龙纹各一条,16内向连弧纹缘。龙纹作浅浮雕,龙头居中作回首状,张吻露齿,身躯及爪向两侧展开,尾细短而前卷,两侧细条代表龙翼,象征飞龙,地纹为细密的云雷纹。

1978年,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两面鎏金博局纹铜镜(见图2)[5]。

图8 汉代博局四神镜中的凤凰

汉尚方四神博局镜(图2),圆形,直径17.6厘米,圆钮,四叶纹钮座,方格外八乳、博局纹。四方八区纹饰配置是:青龙配凤鸟、朱雀配骑兽羽人及一小禽、白虎配独角兽、玄武配羽人及一禽鸟。其外一周铭文: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两周锯齿纹夹一周双线波折纹。

1955年西安王家坟出土鎏金博局纹铜镜[6]。

图9 汉代四禽铜镜中的禽鸟

汉盘龙镜(图3):直径11.3厘米。圆形,圆钮,圆钮座。一龙压在钮下,独角、张口、四肢张开、尾卷曲。表现手法与一般盘龙纹作高浮雕不同,此龙纹作浅浮雕线条式。短斜线圈带外两圈锯齿纹缘。

1958年广西梧州出土鎏金四神博局镜一面[7]。

图10 汉代双虎镜中的双虎

汉四神禽兽博局镜(图4):直径18.6厘米。圆形,圆钮,变形四叶纹钮座。座外大方格。方框外为博局纹,博局纹间青龙配有羽翼的长耳兽,白虎配度独角羊,朱雀配朱雀,玄武配独角羊及八枚乳钉纹。虽然是常见的四神及线条式的表现手法,但此镜线条流畅,为填补空间尽量夸张禽兽的某些部分,龙、虎、朱雀、蛇都甩出细而长的尾延伸到T纹与L纹间,既生动又使布局协调,补间的云纹也起到这个作用。外区有一圈带铭文。博局纹外一周短斜线,三角锯齿纹和S形云纹缘。

图2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

图11 汉代单龙镜上的龙

汉尚方四神博局镜(图5):直径18.4厘米。圆形,圆钮,四叶纹钮座。钮座外方格及十二乳十二地支方折环列,四方八区纹饰配置是:青龙与凤鸟,白虎配蟾蜍,朱雀配禽鸟,玄武配羽人。外区铭文为: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边缘纹饰为两周锯齿纹夹双线波纹。此镜铭文属尚方的真大巧系列,这是四神博局纹镜中使用最多的铭文,特别在有十二地支的镜子中更为广泛使用。

这几面鎏金博局纹镜,主纹饰为博局四神兽或者博局鸟兽纹,风格较为一致,整体纹饰的局部及铭文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和时代有关。博局纹镜是汉代最流行的镜类之一,又习称规矩纹镜,尤多四神博局纹镜。根据各地博局纹镜出土情况,可知其主要流行于王莽时及东汉前期,其中简化博局纹镜盛行于东汉中晚期。洛阳火烧沟汉墓的资料认为四神规矩镜的出现或许在王莽之前,最盛期应是王莽时,其下限可能到东汉中叶。结合墓葬的情况可知,上述鎏金博局纹铜镜时代应在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中国的祖先创造了龙、凤、麒麟等吉禽瑞兽,而且赋予这些东西一种象征的内容及意义,去满足人们内心祈福的心理需求,民间流传的吉祥物形形色色,不胜枚举。但是大多是象征平安吉祥的动物或象形的图,比如龙、凤凰、喜鹊等。从生肖的角度来说,每一个生肖都可以为吉祥物,而现在吉祥物都是在艺术加工的基础上使它设计的意义更加深远,更加可爱;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平安而且快乐,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俗语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因此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们便称他为“吉祥物”。就是中国最早代表人类精神文化的吉祥事物“吉祥物”,而且至今在中国仍然是吉祥物设计应用的主要图像,因为它们更能代表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吉祥物是人们在事物固有的属性和特征上,着意加工而成,用以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由原物发展成为富于吉庆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包括转化事物的属性、谐音取意、神话故事的口耳相传和艺术工匠的手艺技法。从这些吉祥物中,我们可窥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共同珍视的事情。
各种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具祥瑞的涵义。本文,我们就以汉代人的萌宠为例进行说明。
汉代的艺术品都是当时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制作工艺上有很多充满着奔放、浪漫、随心所欲的创作方法,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带入到作品之中。因此,就为世人留下了他们心目中的“萌宠”形象。这一点在汉代画像石上有着深刻的反映。
图1是陕西米脂县出土的汉画像石,图中的中心是一头昂首的公鹿,鹿是象征长寿的,作者以流动的曲线衬托主题形象。图2是陕西绥德延家岔出土的汉画像石,其主体形象是一只健美的羊,在古代,羊字与祥通用,也就以羊作为吉祥的标志,其满布流动的云纹和各种祥禽瑞兽,更衬托出吉祥的气氛。图3是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出土,现实中的虎凶猛残暴,古人的虎是四神之一,而此图的作者将虎刻成了慈祥可爱的萌态,表现出让虎成为保佑众生的善兽。图4是河南南阳市麒麟岗出土的,一只熊蹲坐在地上,两臂左右伸举,注目张口,似歌似舞。在画像石中,人们刻画熊的形象,多是和睦相处,或与古代传说中的“方相氏”有关。方相氏是一种神仙,敺疫,敺方良,由此可知,熊是与辟邪除疫有关的,经过艺术的加工,此熊更显得憨态可爱。在汉画像石中,还有很多经过艺术的夸张表现出动物可爱的憨态形象,比如图5是由河南南阳出土的猿猴。猿猴灵活好动,常常是在林间跳来跳去,此图充分突出了其性状。也表现出人类对猿猴技艺的追求。图6是河南许昌出土的汉画像石鸮,此鸮威风凛凛,突出了其凶猛的特点,这也是当时人们表现出对这种精神的敬佩。
除了汉画像石之外,汉代铜镜上也曾留下宠物的痕迹。图7是一面汉代博局镜,镜中用了夸张的姿态表现出凤鸟虽简单,但很可爱。当然凤鸟也是保佑人类平安的四神之一。图8是一面汉代博局四神镜,图中的凤凰虽寥寥数笔却刻画出其生动形象的姿态。图9是一面汉代四禽铜镜,从图中寥寥数笔就体现出禽鸟生动的动态,图10是一面汉代的双虎镜,两只可爱的虎宝宝,谁能说它们不萌呢?即使现代的体育吉祥物也很难表现出如此的呆萌,当然这也表现出四神之一老虎可爱的一面。图11是一面汉代单龙镜,图案虽简,但是龙的勇猛姿态使我们不得不感叹汉代紫金工匠的高超技能。
各种萌宠虽然由原物衍生,但它的憨态更显可爱,并赋予深刻的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涵义更深远,从汉画象石和铜镜中的萌宠形象,我们更能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研究,发扬光大。

这批新入藏的铜镜式样丰富、工艺精巧、制作考究、铸造精良,而且还装饰着美丽的花纹和富有生活气息的铭文,不仅具有文物考古价值,还是一种观赏价值很高的工艺美术品。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铜镜的观赏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神兽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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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鎏金五乳四神镜,义务博物馆藏品,浙江义乌县徐村乡出土。直径14厘米,圆锥形钮,重圈钮座(见图3)。内区以五乳间隔五区,分别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周铭: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外区饰变形蟠螭纹。镜背鎏金[8]。

图3 杨家山304号墓鎏金规矩镜

鄂城地区70年代出土有多面鎏金画纹带神兽镜,分别为1971年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1977年涂镇公社毛圹大队出土、1976年西山铁矿第55墓出土[9]。以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为例:扁圆钮,钮上有错金兽纹,圆座。主纹六神四兽,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字,合为九子作世而服者吉利一语,再外为锯齿纹一周。边纹为变异云纹,内为龙、凤、兽、羽人等组成的画纹带,缘侧三角纹饰亦错金一周,纹饰通体鎏金颇为华丽(见图4)。《鄂城三国六朝铜镜》定为六朝。另外我们在馆藏鉴定中还见有安徽舒城博物馆藏有一面鎏金铜镜,为与鄂城五四四工地出土鎏金画纹带铜镜纹饰布局、鎏金范围大致相同,其镜缘的双线锯齿纹亦错金。唯环状乳除了神兽关节组成外,还有一部分为口衔物组成。在时代上两镜应较接近。

图4 浙江义乌鎏金五乳四神镜

王建之墓所出鎏金镜主纹为高浮雕神人神兽,同向式排列,半圆方枚带中方枚内有铭文,边缘亦为画纹带式。此镜铸造极为精细,镜身鎏金,镜钮上嵌有金丝。直径17、缘厚0.4、钮径2.4、钮高0.9厘米。该墓出土有黄武六年铭文铜弩机,墓志中记载墓主人泰和六年薨,该镜的年代应不晚于泰和六年。

上世纪80年代镇江博物馆采集到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纹饰皆鎏金[10];1958年江都县出土一面鎏金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另外钮上还有错金纹饰[11],现藏泰州市博物馆,为三国时吴镜。此外浙江上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鎏金镜也是鎏金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类。

鎏金铜镜中的第二类为神兽纹镜,又可区分为神兽镜和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神兽镜是东汉时期新出现的铜镜,在东汉中期以后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东汉及其后的六朝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在南方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多见,北方地区则很少见。本文所列鎏金镜分别出自浙江、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均在神兽镜的流行范围内,按其图案的绕钮方式可以分为环状乳式、对置式和同向式等。画纹带神兽镜镜背及缘外侧通体鎏金,富丽豪华,集中反映了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南方铸镜业的蓬勃发展。

鎏金铜镜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汉代时期有博局纹镜和四乳神兽纹镜,主要集中在前者,鎏金的范围主要在镜背纹饰区域,有的甚至在外圈部分未见鎏金,如浙江义乌的神兽纹镜。六朝时期的鎏金铜镜则鎏金范围扩大,往往除镜面部分外其余均鎏金,钮及缘侧还会嵌错金饰,如鄂城镜,舒城镜,泰州镜等。

由上可知目前所见鎏金铜镜主要集中于博局纹和神兽纹,我们认为鎏金铜镜集中于这两类铜镜,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材质和纹饰的相互一致,强调了当时的社会思想。

汉代博局纹镜长久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关于TLV所代表的涵义,本文认为这一纹饰应源自汉代盛行的六博戏。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博局纹铜镜铭文有刻治六博中兼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新莽时期博局纹铜镜拓片铭文为刻具博局去不祥,说明汉人对此纹饰的称呼为六博或博局,源自当时的六博棋局。六博戏是汉代很盛行的游戏,除了游戏娱乐性质外,他作为社交礼仪的一部分是宴饮活动的一部分,与乐饮、投壶相关联,六博依投掷而行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还具有占卜的作用,北大汉简《日书》及尹湾汉墓简牍《日书》中都有《博局占》图形和文字表述,占卜有婚嫁、行、病等事项。另外还有祭祀的功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其后,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局,歌舞祠西王母,四川新津汉墓画像石还出土有仙人六博的图像,这说明作为当时流行的游戏和可以表达贵富升仙思想的六博戏,它的棋局图案被借用到铜镜上面是合理的,一同被借用的还有它所表达的吉祥升仙的思想,而博局纹镜的铭文也多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等,说明了博局纹铜镜表达了人们长寿升仙的强烈愿望。而神兽镜在纹饰表达上多采用东王公、西王母、众神、四灵等道教人物、守护神图案,铭词也多反映道教思想,以本文为例,长沙伍家岭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虽然两类铜镜的纹饰、铭文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仙人、长寿、贵富。

战国、汉代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道教产生之前,成为道教重要来源的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如秦始皇就曾派人去往蓬莱寻仙,在汉代时期,汉武帝的好祀求仙更是不绝于书。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其中黄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不死(《史记孝武本纪》),到了东汉时期,这一风气更是盛行。另外,黄金的化学性质是自然界金属中最为稳定的,他能耐高温,金的熔点是1064.43摄氏度,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也不溶于酸碱。因此,黄金非常适宜用来对其他质地的器物表面进行装饰。

综合鎏金铜镜的纹饰、铭文、鎏金材质可见这类铜镜除了所具备的照容功能外,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品,是当时神仙思想在世俗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注释:

[1]安徽寿县博物馆藏鎏金铜舟,打击古墓葬盗窃案公安部门移交。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82.

[3]中科院考古所。长沙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16.

[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63.

[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清理简报[M]。考古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

[6]王士伦:《试谈中国铜镜纹饰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

[8]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彩版10。

[9]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27页。

[10]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11]黄炳煜:《江苏泰州市发现一面鎏金神兽镜》,《考古》1996年第9期。